IPCC主席帕喬里一夜之間就從防止氣候變暖的英雄變成操縱氣候科學的陰謀家。梁偉馳/漫畫

 

為何在哥本哈根會議結束還不到三個月，國際社會就出現對IPCC的從技術到道德層面的精確打擊？

 

從“曲棍球門”、“氣候門”、“冰川門”到如今的“亞馬遜門”，隱含在這些爭議背后的是，IPCC報告日益成為國際氣候談判的角逐對象。

 

公眾對于IPCC這個組織及其評估報告聲譽和權威性產生疑惑，這也為氣候談判政客們留下了更大的回旋、談判余地。

 

名詞解釋

 

IPCC是Intergovernmental Panelon Climate Change的簡稱，中文譯為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它在1988年由世界氣象組織、聯合國環境署合作成立，專責研究由人類活動所造成的氣候變遷。

 

IPCC本身并不進行研究工作，也不會對氣候或其相關現象進行監察。其主要工作是發表與執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有關的專題報告。而這些報告是各國氣候談判工作的基礎。

 

IPCC連遭信任危機

 

IPCC再陷“亞馬遜門”。

 

上周六（1月30日），繼“冰川門”之后，英國媒體《星期日電訊報》披露：在IPCC第四次報告中所指出的“氣候變化將威脅到40%的亞馬遜雨林”，此結論再次援引了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的報告，原報告作者聲稱他們的依據來自《自然》雜志。但很快人們發現，原文指出這一威脅來自砍伐，并非來自氣候變暖。“又是‘灰色文獻’惹的禍。”國內一位參加了多次IPCC工作報告撰寫的專家感嘆道。灰色文獻指那些非公開發表的會議文集、論文、報告、檔案等文獻。

 

WWF的報告，正是所謂的“灰色文獻”。

 

細數目前針對IPCC報告的質疑，問題幾乎都出在了“灰色文獻”上。

 

就在“亞馬遜門”發生的十天前，IPCC就喜馬拉雅冰川融化時間的錯誤正式公開道歉：承認其在第四次評估報告中，關于“喜馬拉雅冰川融化速度要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快，如果地球繼續暖化，它們可能在2035年消失”這一結論，所依據的科學數據來源可疑。

 

這也是迄今為止，在眾多質疑中，IPCC惟一承認的錯誤。

 

關于冰川融化的結論也是來自WWF的2005年年度報告，而這一結論又來自1999年《新科學家》雜志對印度冰川學家賽義德？哈斯奈英進行采訪的報道，后者已經坦言，《新科學家》的文章很大程度上曲解了他的意思。

 

引用了未經“同行評議”的非政府組織報告，這一問題與“亞馬遜門”如出一轍。所謂“同行評議”是指一位作者的學術著作或計劃被同一領域的其他專家學者評審。

 

目前針對IPCC報告的質疑，幾乎全部集中在了由第二工作小組撰寫的關于“影響和適應”報告中，而這一部分，相比較而言，也是引用“灰色文獻”最多的部分。

 

IPCC報告由三個小組負責編撰。其中，第一工作組評估氣候系統和氣候變化的科學問題；第二工作組評估社會經濟體系和自然系統對氣候變化的脆弱性、氣候變化正負兩方面的后果和適應氣候變化的選擇方案；第三工作組評估限制溫室氣體排放并減緩氣候變化的選擇方案。“對于某些領域，如果一定要求‘同行評議’的論文，研究成果可能會非常少。另外除了英語論文，還有一些以其他語言發表的研究論文也希望能夠被IPCC報告所引用。”

 

第四次IPCC報告的主要作者之一、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副主任羅勇解釋說。

 

在上述兩種情況下，IPCC鼓勵作者參考和引用“灰色文獻”和非英語文獻。

 

然而，在喜馬拉雅冰川融化一章的撰寫中，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專家坦言，不僅缺乏相關的研究成果做支撐，執筆作者也沒有冰川研究的背景，這些原因都導致了該章的作者引用WWF這一缺乏根據的報告時，未能仔細甄別。“一連串的不幸事件導致了這一錯誤。”IPCC副主席讓-帕斯卡爾？范伊佩爾塞勒不無惋惜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在接受某英國媒體采訪時，范伊佩爾塞勒曾表示在報告撰寫完成之后，一位來自澳大利亞冰川學者的郵件指出了這一錯誤，但可惜的是，這封郵件最終沒有給到“正確的人”手中。

 

錯誤的時間，錯誤的人，似乎頃刻間，IPCC這一長期處于神壇之上的組織就成為了眾矢之的，其公信和權威性受到巨大挑戰。

 

“反IPCC”運動洶涌而來

 

回顧過去三個月的風波，日本科學家TakaHiraishi至今仍然無法理解。“第四次評估報告已經發表兩年之久了，為什么這么多的質疑聲集中在現在？”TakaHiraishi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

 

事實上，自從IPCC誕生之時起，圍繞IPCC及其評估報告的爭議就一直未曾間斷過。

 

從1989年全球氣候同盟(Global Climate Coalition)的成立，到喬治？馬歇爾學院和如今的反IPCC主要陣地——非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NIPCC)和氣候監測網(Climate Audit)，過去20年間，這些組織的質疑聲一直伴隨著IPCC。

 

第一次眾所周知的“地震”，來自“氣候監測網”的創始人斯蒂芬？麥金太爾。2001年，在IPCC第三次評估報告完成之后，這個被IPCC科學家們斥為“根本不具備科學家資質”的美國人，質疑了報告中所引用的來自美國科學家曼(Mann)的一條近千年的北半球平均溫度曲線的正確性。而這條描述了1000至1900年間近似于直線變化的溫度曲線，在2006年被證實確實存在數據誤差。

 

這也是一系列“門事件”的開始——這次事件被稱為“曲棍球門”。麥金太爾和他的“氣候監測網”如今成為了IPCC專門的“糾錯員”，指出了IPCC報告中的很多數據漏洞。

 

去年12月初，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召開前所爆發的“氣候門”事件——黑客進入英國東吉利大學氣候研究部門(CRU)獲取大量的郵件，從中發現了修改氣候數據的丑聞——可謂曲棍球門之后的又一個反IPCC的高潮。

 

與此同時，NIPCC和美國哈特蘭德研究所分別出版的報告，則干脆對IPCC進行了全面的批判與否定，主要反對“現代氣候變暖是人類活動造成的”這一主流思想。

 

事實上，即使是NIPCC，也未曾否認過氣候變暖以及人為的因素，兩邊的科學家們更多地是在爭論：變暖的速度有多快，人為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有意思的是，在紛繁的科學爭論背后，對于“利益沖突”的指責也開始調換了對象。

 

20年前，IPCC指責“全球氣候同盟”這樣的組織充斥著代表石油公司利益的聲音；20年后，矛頭調轉了方向，氣候變暖否定論者和IPCC的反對者們開始懷疑IPCC從一開始就存在人為操控，并懷疑IPCC現任主席帕喬里存在利用冰川數據中飽私囊。

 

對此，IPCC副主席讓-帕斯卡爾？范伊佩爾塞勒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親自去歐盟核實，帕喬里所在能源機構是否存在通過錯誤的冰川融化數字申請撥款，“我被告知根本沒有這回事”。

 

走向國際談判舞臺

 

為何在哥本哈根會議結束還不到三個月，國際社會就出現對IPCC的從技術到道德層面的精確打擊？

 

面對過去三個月里的集中質疑，IPCC副主席讓－帕斯卡爾？范伊佩爾塞勒打了一個比

 

方，他說，這就如同20年前，煙草公司試圖質疑煙草和癌癥之間的關系一樣。“氣候變化談判越來越重要，IPCC傳遞的信息對某些人很不利，因此才要想方設法潑污水。”范伊佩爾塞勒對南方周末的記者這樣說道。

 

事實上，從1990年IPCC發布第一次評估報告開始，就推動了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制定，自此也揭開了IPCC與氣候變化國際談判密切相關的歷程。

 

伴隨著氣候談判議題的變熱，IPCC在氣候變化談判中起到的關鍵作用，逐漸也被更多的人了解。2007年，IPCC發布第四次評估報告，首次明確指出“過去50年的氣候變化很可能是由人類活動引起”，這一結論將國際社會對于氣候變化問題的關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這也直接促成了2007年底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召開，為“巴厘路線圖”的形成提供了科學依據。

 

更重要的是，第四次評估報告為減排目標這一核心問題提供了科學依據：“巴厘路線圖”中發達國家2020年在1990年基礎上減排25%－40%目標范圍的表述，就源自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

 

而且，自2007年以來，歐盟、澳大利亞、美國、日本等國家為應對氣候變化所提出的新主張和國內政策，皆依賴于第四次評估報告的基本結論。

 

發生于哥本哈根大會前夕的“氣候門”事件，顯然就是這一博弈的結果。“冰川門”事件后，美國《時代》雜志意味深長地說，“雖然不存在人為操縱的確鑿證據，但是對于氣候變化懷疑論者，這也許并不重要。”

 

IPCC報告背后的角力

 

所有的人都抬頭看著前方的大屏幕，屏幕上顯示的一行行字，正在討論的一句話、一個字或者一個標點符號，都被標示為黃色。與會的代表手中都有一個牌子，發表意見時舉牌示意，“這句話不妥，應該刪除”，有代表立刻舉牌發言，“不，應該保留。”這并不是已經結束的哥本哈根談判現場。事實上，這是兩年前，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的一次評審大會的一幕。屏幕上的文件是經過高度濃縮，由一千多頁簡化成最后十幾頁的《決策者摘要》。臺下坐著的有科學家，也有各國政府代表。

 

對IPCC評估報告的審議，奉行“協調一致”的原則，這意味著只要有一個國家說不同意，那就沒法通過。往往就一個字或者一個說法產生了爭議。羅勇說，在巴黎的一次討論會，18頁的摘要一共花了4天的時間討論，最后拖至凌晨。“會場上大家談的都是科學問題，但實際上一聽就知道背后有著明顯的政治訴求。”參加過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撰寫的羅勇深有體會。

 

以第四次評估報告決策者摘要中這樣一句話為例：“20世紀中以后的大多數觀測到的全球平均溫度的升高，非常可能源于觀測的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的增加……”現在看到這種表述是與會的各國專家和政府代表數次修改和妥協的結果。

 

這句話正是第四次評估報告最核心和最關鍵的結論。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政治訴求不同，自然反映在對文本的表述上：歐洲國家比較傾向于表述寫得很強烈；而發展中國家往往更強調不確定性的一面。

 

在評估報告的決策者摘要中給出平衡的表述，正是IPCC秉承地理平衡、政治平衡以及協調一致原則的目的。正因為IPCC評估報告的主要結論在氣候變化談判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大陣營圍繞IPCC評估報告的爭論變得越來越激烈。

 

氣候變化情景分析一直是IPCC屢遭氣候變化懷疑論者“詬病”和抨擊的重點對象。考慮到各種情況下的溫室氣體排放數量和途徑，情景分析直接關系到各個國家的減排責任和義務的分擔情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等不同的利益團體，對此有著截然不同的訴求。

 

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近年來的針對IPCC報告的科學爭議大多集中在情景、2度閾值(即2度是人類社會可以容忍的最高升溫)等熱點問題上。

 

事實上，無論是“氣候門”、“冰川門”還是“亞馬遜門”，都無法從根本上撼動IPCC的整體結論。以最嚴重的“氣候門”為例，即使忽略有篡改數據嫌疑的英國東吉利大學氣候研究部門(CRU)的全球溫度序列，仍然有來自美國國家氣候資料中心和戈達德空間研究所的數據在有利地支撐著“近百年全球地表溫度具有升高趨勢”這一結論。

 

受到影響的，只是公眾對于IPCC這個組織及其報告聲譽和權威性產生疑惑，這也為氣候談判政客們留下了更大的回旋、談判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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